给低收入家庭一份现金保障，会让人少工作多少？1968—1972 年，新泽西负所得税实验把家庭随机分配到不同补贴方案与对照组，把争论变成可比较的数据。结果没有显示丈夫大幅退出工作，妻子的反应则不同；但样本流失、福利政策变化和收入报告问题，也限制了这场实验能给出的答案。[1][2]
从福利争论到家庭实验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反贫困政策面临一个争论：收入保障能减轻贫困，却会不会削弱工作动力？负所得税方案试图在没有收入时提供保障，并随收入增加逐步扣减补贴。真正难回答的是，家庭会怎样调整劳动，而非公式怎样计算。[2]
美国经济机会办公室（OEO）资助了这场实验，威斯康星大学贫困研究所（IRP）与 Mathematica 参与实施和研究。项目从 1968 年持续至 1972 年，地点包括新泽西的 Trenton、Paterson、Passaic、Jersey City，以及宾夕法尼亚的 Scranton。各地陆续加入，每地支付持续三年，不能把项目跨越的年份理解为每户连续领了四年。[1][2]
八种方案如何分配
入选条件包括家庭中有一名 18—58 岁、非残障的男性，实验前一年家庭收入不超过贫困线的 150%。起初纳入 1,216 户，其中实验组 725 户、对照组 491 户；1969 年 10 月又增补 141 户对照家庭，因此常见总样本数为 1,357 户。[2]
随机分配并不等于把所有家庭等概率分到九组。设计以实验前收入为条件进行随机分配，较低收入家庭更多进入低保障方案或对照组。不同方案的家庭构成因而可能不同，比较结果需要处理这些设计差异，不能只排列各组平均工时。[3，正文第5页]
八种方案由保障额与补贴扣减率组合而成：保障额相当于贫困线的 50%、75%、100%或125%，扣减率为30%、50%或70%，但并未测试全部十二种组合。按“保障额占贫困线百分比／扣减率百分比”记，八组为50/30、50/50、75/30、75/50、75/70、100/50、100/70、125/50。补贴每四周按收入与家庭规模重新计算。[2，正文第3页]
可用一个简化例子理解规则：假设保障额为100单位、扣减率为50%，家庭赚到60单位时，补贴为100－60×50%＝70单位，总收入为130单位；赚到200单位时补贴归零。这是解释公式的假设数字，不是实验中的美元支付额。这里的“税率”指补贴扣减比例。对照组不领取实验补贴，但仍可能获得既有福利，不能称为“完全没有支持”的一组。[2][3]
工时降幅要分开看
先看报告实际比较了谁。Watts 与 Cain 1974 年论文的主要结果表使用693户符合持续报告条件、婚姻状态未变的夫妻家庭，表中比较实验第3—10季度，并以回归调整家庭特征。它不是对全部入组家庭逐一完整观察后的简单平均。[2，表1—3]
Burtless 的权威综述表2据 Rees 的结果，按族群比例汇总新泽西数据：丈夫年工时比对照组少21小时，约为1.2%；妻子少56小时，约为24.6%。这两个百分比的基数相差很大：当时样本中妻子的平均市场工作时间较低，包含没有市场工作的妻子，因此较小的绝对变化也会表现为较大的百分比。[4，表2；2]
原始论文中，丈夫各族群的劳动供给差异均未达到统计显著；妻子的差异多为负值，但表2达到显著水平的是白人妻子的劳动参与率与就业率，而非所有工时估计。未显著不等于证明影响为零，大百分比也不等于估计精确。较稳妥的判断是：这些方案没有显示丈夫劳动供给大幅下降，妻子的反应更值得关注，但人群、指标和估计的不确定性必须一并保留。[2]
综述还汇总了多项负所得税实验；其中跨实验的平均降幅不是新泽西的结果。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差异、分离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模型估计，以及推演全国政策的模拟，也不是同一种证据。[4]
局限与后续实验
第一，留下来的家庭未必代表最初抽中的家庭。主结果使用婚姻稳定且满足报告条件的693户，样本筛选与失访都可能影响比较。Watts 与 Cain 报告，初步流失分析没有发现保留全部原始家庭会使有限的负向结果大为改变；这是一项检查的结论，不能改写成“流失不存在偏差”。[2，正文第62—63页]
第二，对照环境在变。1991年的机构综述指出，新泽西1969年1月向双亲家庭开放AFDC-UP福利，至1971年7月前给付较高，一些低保障实验方案反而不如既有福利优厚。实验测到的是相对于这一变化中的制度的效果。原始论文也分析了排除福利领取家庭后的结果，未发现结论明显依赖这一处理，但这不意味着能还原“没有福利制度”的世界。[3，正文第4页；2]
第三，报告收入不等于直接观察收入。实验用收入核算支付，研究数据又主要来自季度访问；领取补贴的家庭与对照家庭面临的报告频率和激励不同。机构综述将收入核验不足列为局限。Burtless讨论的行政记录核对，主要涉及Gary和SIME/DIME，不能把那些实验查出的误报幅度直接移植到新泽西，也不能把全部工时差异都归为误报。[2][3][4]
后续一批实验在新泽西尚未结束时便陆续启动。农村RIME扩展到农村家庭，Gary与西雅图—丹佛实验（SIME/DIME）纳入更多家庭类型；SIME/DIME还比较三年与五年的方案，让研究者进一步考察期限如何影响反应。它们扩充了证据，却没有把不同地区、保障水平与家庭结构变成完全相同的重复实验。[1][3]
因此，这场实验回答的是特定低收入家庭在特定制度背景下、面对临时方案时的反应。把它推广为长期全国政策，还需要额外假设；随机分配提供了有力的比较起点，却不会自动解决失访、测量和外推问题。
1. 参考文献
[1] IRP：IRP Negative Income Tax Archive。机构档案，页面注明2011年11月16日更新；用于核对实验地点与项目背景。
[2] Watts, H. W., & Cain, G. G.（1974年2月）：Basic Labor Supply Response Findings from the Urban Experiment (New Jersey-Pennsylvania)，IRP Discussion Paper 196-74。实际查阅的原始研究，重点见正文第3—9页、表1—3与第58—63页。
[3] Greenberg, D., & Shroder, M.（1991年5月）：Digest of the Social Experiments，IRP Special Report 52，正文第3—6页及后续各实验条目。用于核对随机设计、同期福利变化和测量局限。
[4] Burtless, G.：The Work Response to a Guaranteed Income: A Survey of Experimental Evidence，波士顿联储会议论文，正文第22—59页，重点见表1—2及测量、期限讨论。当前已读PDF未标明独立发表日期，故不以检索时间补写年份。
原始报告书目另见IRP的出版物目录：Kershaw, D. N., & Fair, J.（1976），The New Jersey Income-Maintenance Experiment, Vol. I: Operations, Surveys, and Administration；Watts, H. W., & Rees, A. 编（1977），Vol. II: Labor-Supply Responses及Vol. III: Expenditures,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and the Quality of the Evidence。本次核对了书目，未获得三卷完整原文，具体论述以上述已读原始论文与综述为据。
题图署名：cafecredit，Family Budget，Flickr原页，CC BY 2.0。为家庭预算主题照片，并非实验现场记录。